（三）行政裁量与依据法律行政的原理 依据法律行政的原理是近代民主主义社会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
进言之，是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权威性及其潜在的论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是完全正当的——之上的。虽然如此，将基本权的内在要求看做比例原则的根据仍然存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由于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一个基本权利的位阶秩序，当两个基本权的实质内容发生冲突时，该如何运用比例原则解决冲突？第二，如同平等与禁止恣意说，基本权的本质内容说同样无法就组织性事项的争议发挥作用。
二、实质正当性：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问题 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 宪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的实质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认定比例原则是一个宪法原则的话，那么就应当找寻其在宪法上的规范依据。由此，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及其根据问题乃是研究宪法上的比例原则的一个基础且重大的理论问题，而这恰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不过，就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来看，显然并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22 这种解释，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嫌疑。
可见，将比例原则的宪法规范依据看做法治国原理，是一种综合性且明智的观点。如此一来，正如前面的分析指出的那样，比例原则就可以在平等与禁止恣意方面约束立法者。五四宪法公民一词在表面权利法定的同时，有助于权利意识的加强。
[44]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又被译为《情感宣言》或者《妇女权利独立宣言》。 妇女选举权保障是评判政权普及与否的标准之一。[41]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普遍性指广泛性，意味着施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小和最少限制，平等性指等值。
历史上，民主主义作为立国哲学的重要分支与自由主义比肩而立，其对自由的保护建立在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概念基础之上。唯如此，才能体现政权的民主性，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48]五四宪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了公民的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24]根据我们的共和体制，他们都描述了谁形成了主权，谁拥有权力，并且通过代议制运行权力。共同纲领的权利主体是人民，义务主体是国民。[57]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作为现代宪法，社会主义宪法试图超越并克服自由优先的负值，通过公有制创造平等的经济基础。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一观点在道出社会主义宪法言论自由实质的同时，客观上有失公允。选举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既不能说普遍，更不说明平等，平等只有在普遍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讨论，亦即选举权的普遍性是平等性的前提。
卢梭认为，共同意志是所有个人意志的和谐内在的统一体，仅受共同意志统治的人才是自由的人，个人意志被提升为在共同意志中共同其作用的因素。三是后果不同：公民中的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义务。
虽然多数宪法学家承认基本权利在价值序列上并无高下和优劣之分，基本权利只在冲突中根据个案衡量，判断对何种基本权利给予优先保护，置于章节之首的条款并不意味着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优先地位，但是，首要条款依然代表着该民族在基本价值上的深重反思与选择。这就是说，妇女是否享有选举权构成近代自由主义宪法和市民宪法的一个文本形式分野，不管妇女参政权于实质上享有和参与的程度何如。
只有否定斯格特不是美国公民，才能否定其所享有的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才能拒绝对其提供司法保护。在前者，市民社会总得说来一直是私人领域，因而与公共权力机关或政府是相对立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反映了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31]身份和地位平等是民主主义的前提，法律上的平等包含着这一要求。这在政治与经济双重意义上意味着五四宪法与近代自由主义宪法和福利宪法的差异，即政治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经济上人民有劳动的权利。而在大陆法精致谨严细密的法典背后，始终是唯理主义的乐观，及对国家权力的信任与维护。
[11][法]居伊·埃尔梅：《导论：民主的时代？》，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2000年，第7页。判例法和制定法表达了人们对经验和理性的不同态度。
五四宪法总纲第十八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了这一假说的经济实证基础，基本权利不再以怀疑眼光抵制和对抗国家权力，反而作为政权本身而须加强。
[17]处于消极地位的是指自由权，处于积极地位的权利源于国家成员的资格，主要指平等权。 五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寄托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而非怀疑和抵抗。
[45]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法律面前平等与法律上的平等并无实质差异。[59]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1.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逻辑是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克服 近代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与注重参与的政治自由在逻辑上判然有别。
3.加强团结 五四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了劳动权，第九十一条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权。[36][意]圭多·德·拉吉罗、[英]R.G.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10] 何谓民主，或者民主主义？民主本身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但是，公认的概念是把民主界定为一种权力体制和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模式，即一种民主政体。繁荣是集体价值，幸福是个体指标。
它是在试图克服个人主义与个人本位前提下，参考前苏联东欧等人民民主国家宪法，结合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权利创制。自由一词有超过二百种以上的意义，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
三重意义决定五四年宪法对平等的置重：其一，克服旧中国民不聊生及社会差异的政治自觉。这是一种误解，五四宪法混合了注重参与的古典政治自由与注重公平保障的两类积极自由，不仅具有国际性，某些条款甚至超过了作为后来者的国际人权标准。根据宪法中‘公民一词，我们认为他们不是，他们没有被包括，也无意被包括，因此不能主张该文件规定和保护的合众国公民的任何权利和特权。权利义务相一致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每一个人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最后，民主政体的内在诉求。 2.促进社会正义 制定于1954年的新中国宪法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领先时代。
民主主义理念与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相结合，勾勒出五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三方面特征：其一，基本权利作为原则和规范，没有规定法院实施基本权利的违宪审查机制。这即是说，两种自由并非对立的关系，政治自由是对作为现代自由的个人自由的保障。
这些社会权条款在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教育两方面扩大了不同群体在财富与智识上的同质性，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最大限度的巩固了国家政权。毛泽东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道路……。
